一些企業迫于資金壓力，在無法從地方銀行得到信貸支持的情況下，不得不向一些不合法的小貸公司借高利貸，從此走上萬劫不復的道路。

蘇州張家港一家金屬制品公司的老板近日突然去向不明，而該公司尚拖欠近600名職工3個月的工資，導致職工情緒激動。有報道稱，該公司所在的鎮政府和鎮法庭決定引導職工通過訴訟渠道化解糾紛，法庭同時啟動“企業主欠薪出逃”的緊急預案，開啟快速立案、訴訟保全的綠色通道，為職工工資的順利解決打下了基礎。(3月26日《姑蘇晚報》)

一個企業的老板突然去向不明，這種“老板跑路”事件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新聞，門戶網站也沒有把它作為大事件置頂處理。最近幾年來，政府對中小微企業的困難似乎關注很多，老板跑路的新聞也不像前幾年那樣頻繁出現了。如果不是媒體需要報道當地法庭積極化解矛盾的“正能量”，這起事件已經沒有多少新聞價值，也就進不了大眾的視野。

老板雖然跑路了，但是企業的集裝箱、原材料、成品等已經由法庭查封并保全，因此，即使抓不到那跑路的老板，未來這些資產拍賣之后，600位職工的利益也就有了保障，似乎問題不是很大。從這一點來說，這起老板跑路事件只能是一樁“偶然出現”的新聞，并且理所當然地受到冷遇，但它的出現再一次提醒我們，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后，中小微企業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困難，需要政府認真對待。

這個公司的老板丟下他多年創業的成果一跑了之，他肯定經過了一番精心的算計，這些被封存的資產，其價值肯定遠遠不值他需要支付的那600位職工3個月的工資。企業老板跑路，不僅僅是為了逃避對職工的責任，更可能是他的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債務難以歸還，老板要以跑路來逃債，這種行為不僅顯得缺乏誠信，而且可能涉嫌犯罪。但盡管如此，一個老板拋下自己多年辛苦創下的產業，其內心的痛楚，我們仍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。

張家港的這個公司已經3個月未向職工發工資，可見其早已陷入資金周轉的困境之中。在經濟增速持續減緩的當下，中小微企業最先感應到了經濟景氣低迷的威脅，其可持續經營的能力越來越弱，嚴重的便是如張家港這家企業一樣，連職工工資都發不出去。

為了幫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，這幾年來，各級政府沒少動腦筋，其中最為顯著的一是放開民間金融，期望用民間金融的力量來解困中小微企業，二是政府不斷地減稅降費，以減輕企業負擔。

這兩條措施應該說都是有針對性的。但問題在于，地方上的民間金融，如民營中小銀行等，其本身的實力比較弱，抗風險能力也比較低，在存貸款利率已經實現市場化的背景下，它們必然會開出較高的貸款利息，以平衡風險。而企業在缺少其他融資途徑的情況下，則只能被動地接受其價格，導致其資金成本居高不下，政府通過減稅降費給企業帶來的微弱減負紅利，在這種高昂資金成本的壓力之下，實際上已經化為烏有。

更有甚者，一些企業迫于資金壓力，在無法從地方銀行得到信貸支持的情況下，不得不向一些不合法的小貸公司借高利貸，從此走上萬劫不復的道路。但是，一些地方政府錯誤地認為在利率市場化以后，政府對包括高利貸在內的民間借貸不應干預，導致企業墜入高利貸深淵后無力自救，最終老板只能一跑了之的案例并不在少數，而每一個老板不負責任地跑路，都會將一大堆問題遺留給當地社會和政府。

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，在于金融流通渠道出了問題。目前，國有大行的信貸基本與中小微企業無關，政府把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交給了地方上的中小銀行，但這其實是一種“弱弱聯合”，并不利于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運籌。

以民營資本為主要構成的中小微企業為我國提供了70%左右的就業崗位，成為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和諧運轉的一支重要力量，國有大行對它們的困難不能視若無睹，而是應該切實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，利用自己的實力積極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，使企業能夠潤滑運轉，使企業老板能夠安心經營企業。

在本屆博鰲論壇上，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我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已經進入尾期，未來將逐步收緊。這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，也符合我國經濟轉型的方向。信貸過度寬松，容易使經濟增長產生泡沫，因此我國需要適當收緊貨幣，使經濟增長的基礎更扎實。

但如果在收緊貨幣的同時忽視中小微企業的特殊情況，仍然把向中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任務歸到地方中小銀行門下，依靠發展和競爭不夠充分的民間金融來完成這一目標，那很可能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，老板跑路的事件雖然不再成為新聞，卻仍將不斷地困擾著地方社會經濟的生態和諧。